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上_历史论文十篇

2022-04-18

【教育论文】导语，你眼前所欣赏的这篇文章共有37391文字，由赵范一尽心修改，发表于都市文档在线！质量管理是指确定质量方针、目标和职责，并通过质量体系中的质量策划、控制、保证和改进来使其实现的全部活动，EMBA、MBA等主流商管教育均对质量管理及其实施方法有所介绍。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上_历史论文十篇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览，希望对你有帮助！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上）_历史论文第一篇

一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学五大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1998)博士将美国的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

·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的。诚实、无党派、有效率的管理是建立公共行政学最为重要的概念。的两大功能是“意志的表达与意志的执行”（古德诺Goodnow, 1900）。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不仅将行政与分离。而且开始了向私有部门学习最佳实践的努力。正如在当今的公共服务中倡导私有化与更多的市场机制一样，这种向私有部门借用经验的做法不局限于组织的内部过程，同样与和经济结构相关。

·经典管理模式。当行政学正式从学中分离出来，并且行政被等同于企业管理，行政学的主流观念就开始追求象机器一样的效率：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重心从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问题转移到微观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管理组织的问题。这种导向源于科学管理学派并在较为复杂的行政决策制定中达到顶峰。通过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得出一系列被认为在管理中广为适用的原理与原则，而运用这些原理与原则可以取得最佳的效率。将这些发现运用于公共部门组织的管理被认为是顺理成章。

·与政策制定。当行政学成为一门的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新兴的福利国家开始广泛发展福利项目时，与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现实。罗斯福新政时期对社会事物的干预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此，公共机构为了获得不同选区居民的支持，便调整策略去影响选区并满足选民的需求。这样，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远离“中立”而靠向。尽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学者主张行政官员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这种假设现在被认为是幼稚的。人们认识到价值观不仅从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如政策执行这样被号称为是“中立”的内部决策中，象其它政策参与者一样，官员应当参与政策制定。

·人类行为。经典管理学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尽管从私营部门中得出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的骨架，但事实证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立部门中的人类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因素或变化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与对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派思想。行为学派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即强调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的多层面、网络状、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

·项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不断变化以及职能的增加，项目增多。同时，公共财政资源逐渐萎缩。如此，公共机构生产力的有效性成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这不仅适宜于实用工具与技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学学科的理论构思。公共行政学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门综合学科，通常是有价值观念冲突且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学科，而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适应与改善之中以追求优异的业绩。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尤格斯与凯勒(Uveges & Keller,1998)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的。通过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成立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教神学所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倘若没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官员就不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的各个角落，该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联邦主义者》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派系冲突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公共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决定政策。另一方面，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法并让一些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有自，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誉。追求荣誉的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派系规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在位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的行为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应该设立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Brownell and Stickle 1973;Haber 1964; Hofstadter 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美国内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革与地方。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期，公共利益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运作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1.美国行政学的创始初期(1887-189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业人口拥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然而，当时的制度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市政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城市的扩张不仅来源于美国农村，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型的工业公司及其国际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催化作用(Chandler 1984;Degler 1959)。这样，日益膨胀的城市期盼着市政管理知识与管理理论。另一方面，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的通过即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期待着相应的行政学知识。

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Callow 1976; Riordon 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的土壤。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Hoogenboom 1961; van riper 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Shafritz. J. M. & Hyde.A. C. 1997;Uveges & Keller, 1998）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的关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政策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

对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教学的探究与思考_教育类论文第二篇

摘　要：课外阅读是相对于教科书学习而言的读书活动,“既是思考的大船借以航行的帆,也是鼓帆前进的风”，学生学习任何一门课程都要借助于这个“风”和“帆”。在课外阅读指导中,要以学生发展为目的,让学生和谐发展。

关键词：中学语文　课外阅读　探究

我们都知道：“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这些基本认识是对阅读与写作关系的认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再进一步，就决定了我们的语文教学行为：教材以阅读选文为主，写作是阅读的附庸；教学以阅读为主，写作处于从属地位。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就强调学生在阅读方面应注意“要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语文教学目标首先是从阅读的数量着手的，一是要提倡扩大阅读面，二是规定课外阅读量，每个学段的阅读量都有一定的数量。因此，丰富的课外阅读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只重视课内阅读教学是无法完成这一教学目标的。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课内要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情感体验，而且在课外之余还要加强读书积累，不断培养语感。我们怎样让学生如饥似渴地进行课外读书呢？主要还是我们老师怎样去影响和指导他们。我在教学中积累了以下几点经验，与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一、阐明多读书的道理，让学生懂得多读书的好处

我们经常谈到：书籍不仅能使人目视千里、通晓古今，也能使人接过前人棒传至后人，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还能使人晓知明理，化解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焦虑。从某个角度讲，书籍与人生可以说是同一个概念，要想有丰富的人生就得爱好阅读、善于阅读、不断地阅读。王蒙说：“学习是一个人的真正看家本领，是人的第一特点、第一长处、第一智慧、第一本源，其他的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的恩泽。”英国的培根说：“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狡黠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是一种心灵的感受，能提高人的修养；读书是一种德性，能满足心灵的需要；读书是一种修行，能使人从繁琐的世俗生活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人。诸如以上这些道理，学生听多了，听明白了，会因读书对自己一生的重要性而促使自己去多读书的。

二、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我们老师不仅要在口头上大力宣讲读书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时时处处做出榜样，抓紧业余时间博览群书，以便在课堂上经典名著随口道来、如数家珍，时常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展示给学生看。这样老师在学生的眼里才会成为博学多才、有本领让学生崇拜的好老师，学生才能积极配合你的教学，共同突破难点，共同奋进。几年来，我在各种刊物、教学网站、报纸等发表的教学论文或文章，每次都在班上让学生读读看看，同时增强他们的信心，知道平时应该多注意积累。这样学生就会因为你的博学多才而配合你，因为你有恒心、善于积累而效仿，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如果老师光耍嘴皮子功夫，自己是个花架子，知识缺乏，或者不善于读书，其教学效果肯定不太好的。

三、合理加强辅导，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当学生的读书欲望激发起来后，老师就要辅导学生如何去书山文海里寻找适合自己的书籍读、如何合理利用课内外的时间，这是关键的。人生有限，时间宝贵，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去找书、怎样去读文章，我们应该正确辅导。别林斯基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古罗马的塞涅卡也说过：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在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习惯

有格言说：“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这就说明良好的习惯与人生有莫大的关系。今天，“终生学习”的观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十分重要。我们语文老师要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经常渗透读书作用，鼓励学生合理安排时间，坚持不懈，把读书作为每天必修的功课；做好学生挑书的参谋，让学生读有益的书籍；课堂合理设计，让学生有展示读书成果的机会，激发兴趣，积累知识。让我们语文老师相互交流、共同努力，把课外读书变成学生的最爱。

以人为本：高三历史习题教法新探_历史论文第三篇

一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强调，在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习惯、学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多设疑，让学生提问。而怎样设疑、怎样提问，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没有一条明确的路径可循。高三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当的知识，怎样应用？怎样提问？以前，我们教学生做题，总习惯于“做题——对答案——个别纠正”。从教育学角度看，它注重的是教育者的活动，而没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受教育者的活动。其次，人们对教育对象——学生解历史题，长期的意识是“背书”，近几年，高考能力题含量的增加，又把学生送进题海中去了。这只关心了学生知不知的问题，没有关心学生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既能提高学生解历史题的能力，又能避免学生在题海中泡得时间太长而疲软的状态，促进学生“知”“情”“行”和谐统一，乐于接受和实践的有效方法？就此，我想从解析习题来谈点看法，抛砖引玉吧。

习题，是教师、命题人就某一单元或全体内容设计的问题，用来检验学生所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它是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延伸，是学习者对学习任务的重复接触或重复反应，但不是活动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有目的、有步骤、有指导的活动，是一个自觉的、具有创造性成分的过程。做习题，是学生巩固所学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做习题，是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来的一个重要表现；做习题，是教师检测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会理解与应用多少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

会解题目，不能只满足于做出答案；会解题目，应该“解析”题目的题干和题枝，从题目中，理解、应用所学的知识及原理，、体会命题人的良苦用心，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学习能力、能力、迁移能力、应用能力）、接受教育（人生观、道德情操、爱国主义、国防安全观念等等）。

二

（一）阅卷评析、评价诊断

1.教师认真批阅学生练习后，做出详细的阅卷，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记录在自己的备课本上。对于一套试卷，学生都能做对的，教师在课堂上不必讲，避免重复；对于重点、难点的内容，或可以改进的、引申的，统一讲解，点面结合，提高效率。这样做，可以使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上得到统一的解决，节省了时间。

可以说这是我们常用的传统方法，现在，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变换一下。教师布置一套练习题，学生练习之后，把答案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订正，逐题，之后，教师把这些练习收上来，认真阅读，做好记录，再把练习分发给学生总结。教师在课堂上就本套练习指导学生提问。

（二）激励启发、诊断引导

2.一套练习题，有几十个题目，有的难，有的易，教师可以抓一个难的题目给大家讲解，作示范，然后，把这套练习题进行分组。比如，选择题，可以每10个一组（当然不分组也可以），让学生提问。教师指导学生提问：“你认为这10个题目中最难的是哪一个？难在何处？”教师随堂解答，有点答记者问的意思。

三国鼎立时下列哪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A.黄河流域　B.江东地区　C.南中地区　D.荆州地区

教材中没有各地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是不是“超纲”了呢？这一时期，三国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但黄河流域经济基础较好，且曹魏重视恢复和发展经济，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由三国走向西晋的统一，完全可推导出A正确。

这道题可以改编成问答题：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基本原因是什么？这种局面形成是否具有进步性？说明理由。题中的“进步性”实际上就是指“统一因素”。

这样做，有利于学生积极思考这些题目；同时，还能树立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教师不是照搬参考答案的！当然，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更加认真备课，要求教师加强自己的业务进修，具备扎实的基本功。

注意事项：学生对于知识掌握和理解的差异，对一组题目中的难易问题认识必然不同，他们提出的所谓难的题目，有的可能有共性，有的可能只是个别人的难题。这就特别要求教师适度把握，课前一定要透各个题目，把握好带共性的低、中、高档“难度题”。

3.方法跟2基本相同，只不过提问的内容改换了一下：“你认为这10个题目中最……”学生马上接过去说，“最难的”，“不是，这次要问最好的是哪一个？好在哪里？”教师随堂解答。

有的题目难度不大，但命题人精心设计，质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例2】明朝时，有位欧洲传教士到来考察学习，他不可能碰到

A.人们在市场上买东西大都用白银

B.与农民学棉毯的制作

C.在戏院看京剧演出

D.在府学里听先生讲《诗经》

白银在明朝时已广泛在市场上流通，棉纺织业很发达，棉毯制作精良，四书五经依然是读书子弟跳龙门的必经之路，只有京剧到清朝时才逐渐形成。答案选C项。

这个题目实际考查了明朝的有关社会发展历史情况，但命题人有意设置了一个历史情境，既有趣，又有价值。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就是怀疑一切。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唯师是尊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创新。

4.提问和解答的方法变为这样：教师上课时，让学生A充当教师的角色，提问其他学生：“你认为这10个题目中最难（好）的是哪一个？”其他学生回答后，A学生要作出应答、解释，教师在旁边进行点评。

【例3】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清朝开放的港口为

A.广州　B.厦门　C.福州　D.宁波　E.上海，其中属于珠江流域的为　。

我们知道，中国的水系很多，珠江是我国南方的重要河流，它流经广州，因此A是正确的；上海属于长江流域；厦门、福州、宁波属于东南沿海诸河流域。这是道典型的历史地理渗透题，考查效果理想。

【例4】1895年，城门有副对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其中“割地”是指①香港岛　②岛　③澎湖列岛　④库页岛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这是用诗联的方式来考查历史问题。1895年发生了中日战争，清军战败，赔款割地，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清割岛、澎湖列岛给日本，但同时，慈禧太后却在为自己的大寿忙碌，全然不知国耻何在，真是鲜明的反差。题中的香港岛，是在《南京条约》里被迫割让给英国的，库页岛是在中俄《条约》中被迫割让给的。

注意事项：指导学生在训练、评析练习题中发展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引导学生互相配合、合作。

（三）巩固提高、深化发展

5.教师把需要学生掌握的基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告诉大家，要求学生用这些原理（专题）“对号入座”，“你认为这道题用什么原理来解释比较合适？为什么？”

【例5】1911年，袁世凯就任清的内阁总理大臣，这表明

A.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B.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确立

C.南北议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D.满洲贵族原有统治权力衰落

题干中给出的是一种历史现象，要我们其历史实质问题。A实指袁就任中华临时大总统以后的事；B的说法不正确，只能说明北洋军阀地位的上升，权力渐渐加大；C也不对，这是在议和之前的事。D是正确的。

【例6】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赔款问题不了了之，主要是由于：

A.法国要独霸欧洲

B.英国实行的是大陆均衡策略

C.美国积极扶持德国

D.德国的经济脆弱，赔不起

这道题，粗看它，不好回答。实际上它是考查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只有英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英国的外交策略起决定作用。这样就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答案选B项。

注意事项：指导学生学会利用练习发现学习上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并会利用练习进行深化和补救学习，比如运用有关原理对知识的理解，很有益处。

6.教师先列出有关的原理后，让学生自由选题，要求所选的题目必须符合对应的原理。原理有很多，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把它分得细一些，如，历史是发展的，事物的主次要矛盾，原因和结果，共性和个性，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概念和内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等。注意，这些原理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的相互融会贯通，在学生选题中明显反映出来。

注意事项：指导学生熟练掌握有关历史原理，并能与实际解题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的应用过程。这样使学生深化对理论的理解、深化对知识的掌握。同时引导学生学会创新。这是一个较高层次的实践活动。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有普遍效果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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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与教师专业成长_教育类论文第四篇

论文关键词：问题意识专业成长

论文摘要：教问是教师值得追求的高境界，而要教问，教师首先自己要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主要指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意识到各种问题的存在，对数学教学内容保持关注和质疑。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能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从外在训导监督转向教师的内在自我教育，架构了数学教师的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经验的双向拓展桥梁。一个新手教师可以通过在自我学习中寻问、在教学过程中思问、在教学实践后反问来增强自己的问题意识，从而走向专业发展之路。　

教师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职业，而教师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教问。因为知识来源于问题，学生的求知过程就是求问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同样，求问也是人类的本性。如果说教学是教师工作的最初层次，那么教问则把教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教问是教学值得追求的高境界，它需要教师反过来审视自己的教，而最基础的审视是指向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问题意识很强，才可能自觉地去教问。

一、数学教师问题意识

教师的问题意识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具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具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同时也指教师对学科教学内容的关注和质疑。对数学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

1、在教学活动中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具有问题意识的教师，能够及时、敏锐地发现自己在教学工作中的不足，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在于是否常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困难？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是否作出了好的教学设计而便于学生提出疑问？在课堂教学中出现问题是哪方面的原因？等等。因此数学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不能发现问题。例如，一位工作不到两年的年轻教师执教“笔算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教学过程中，教师努力尊重教材，将“摆小棒”原原本本用到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摆小棒，理解算理，可是学生还是不理解，计算频频出错。这时，教师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理解教材以及实施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摆小棒”是操作活动，操作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进而产生“以小棒操作来引出竖式到底价值何在？”，“理解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关键到底是什么？”。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教学的极大改进。

2、能够关注和质疑数学学科的教学内容。数学课程改革带来教学内容上的巨大变化，教材的编排体系、知识的呈现方式、增加的具体内容都给教师带来了全新的感觉。同时课程改革也带来了教师观念上的转变，数学教师不能唯课本教，必须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因此教师必须要关注学科内容。具有问题意识的教师能在备课时多思考，提出问题。如，教学内容的数学本质是什么？它有助于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素质？小学数学教材中增加了概率的知识，它能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教材在低年龄学段出现了视图、位置等内容，这样安排能带来哪些变化？学生学习数数的过程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数学思想？同时，对于教材中增加的知识与教师原有数学知识相冲突的，教师应当敢于质疑；对于教材中提供的教学素材，也应当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使用。

二、数学教师问题意识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

教师的专业发展有三种理解取向：理智取向、实践反思取向和生态取向。三种理解取向都揭示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基本路径：外源性的知识学习和内源性的实践反思。外源性的知识学习重视客观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内源性的实践反思将教师的发展理解为内在经　二、数学教师问题意识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

验的改造与生长。由于教师专业具有不确定性和情境性，带来了在外源性知识学习过程中需要教师能将客观知识针对实践中的问题加以总结、反思逐渐领悟。因此外源性的知识学习和内源性的知识学习都将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置于教师专业成长的中心地位。具体而言，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表现在：

第一，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从外在训导监督转向教师的内在自我教育。一个教师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刚踏上教育工作岗位的新教师；第二阶段，适应教育环境的适应型教师；第三阶段，经过多年教育工作积累的经验型教师；第四阶段，经验型教师通过研究、实践、反思成长为研究型教师。一般说来，一个新教师可以通过上岗培训、职后教育以及一段实践的教育实践快速成长为适应性教师，再经过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过度为经验型教师。对上述过程的转变而言，教师只需要通过外在的教育以及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可以顺利地完成阶段的过渡。而经验型教师成长为研究型教师，需要教师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关注、批判和思考教育教学活动现象，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其中教师的问题意识促进教师不断思考、研究，自觉追求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为教师自我教育提供持久稳定的内在动力。

第二，数学教师的问题意识架构了数学教师的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经验的双向拓展桥梁。对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波纳斯提出了教师的成长公式：成长=经验+反思。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而言，经常在教学上会产生很大的困惑，究其原因是职前的数学教育理论与学校数学教育实践之间往往脱节。而教师的问题意识有利于教师运用数学教育理论反思实践活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同时，教师的问题意识有利于教师对数学教学实践活动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在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教师持续地关注某个有意义的教学问题，并详细设计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学问题就可能转化为研究课题，教师的问题意识就上升为课题意识，从而实现教学实践经验向教育理论的转化。

三、增强教师问题意识的策略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问题意识对数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教师要养成问题意识，能在备课时对教学内容产生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能用数学教育理论反思实践，其过程并非一件易事。数学教师如何才能获得并增强问题意识呢？

1、在课前准备和自我学习中寻问

对一位数学新手教师来说，在其职前教育阶段学习的数学专业知识可能是零散的，同时又是以记忆、接受性的学习方式获得的。而当教师进行教学前，需要教师自己先学习教学内容，将认知结构中零散的、缺乏联系的知识系统化。教师可以通过自己在知识学习、准备素材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入手，通过以启发教师解决问题的方式促进教师问题意识的养成。同时教师还要在不断的自我学习中寻问。数学教师可以通过读书学习教育专业知识与数学学科专业知识。现有一些专门针对教师且基于教学实践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书籍、杂志,以及关于各数学教学的专门期刊，都是教师专业阅读的可选材料。在阅读理论知识的时候思考教与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是怎样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有怎样的帮助。另外,教师还可以选取自己比较欣赏的教学专家或者特级教师的著述甚至教案进行系统的阅读，思考专家教学的特色在哪里，对自己的教学有怎样的借鉴。

2、在教学过程中思问

数学教学过程中的思问贯穿于数学教学全程，是对数学教学的元认知过程。同时教师可以在思问的过程中，及时应对课堂上的生成，调整优化教学过程。数学教学过程一般指课堂教学的决策、课堂教学行为、教学的技能和技术的有效性等。在教学决策过程中的思问，实际上是教师对自己数学教学思维的元认知监控，体现为自己有意识的发问思考。如，自己如何对教材进行再创造？确定的教学目标是否合理？教学体现了什么教学理论？等等。对课堂教学行为的思问，一方面体现在对教学行为的元认知监控，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课堂教学过程的审视。如，自己的设计是否创造了好的课堂环境而让学生乐于发问？这样的设计是否符合学生的思考，是否要调整？等。对教学技能和技术的有效性的思问表现在对教学过程中具体细节上的处理。如，启发是否到位？提问是否适当？课堂调控是否得当等等。

3、在教学实践后反问

反思、反问是问题意识的基础，而且反过来也促进了问题意识的养成。凡是有过反思、反问经历的人都知道，反思、反问不仅可以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更可以促进发现问题，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善于反思、反问的人必然善于发现问题。一旦养成了教学实践后反问的习惯，问题意识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数学教师在实践后反问的内容包括数学知识、数学教材、学生、数学学习以及数学教师的教学等。数学教师可以通过撰写教育日记，及时记载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来提高实践后的反问能力。如一位教师从课后布置的计算作业发现学生对利用运算性质或定律进行灵活计算缺乏自觉的意识。由此让教师反问：简便计算是什么？简便计算怎么教？如何在简便计算中提高学生良好的数学意识？教师对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反思，可以提高对教学的认识，避免今后教学实践的盲从性。

一位数学特级教师这样说到自己的研究的感受：“研”起于思，起于质疑，起于对教学问题的思考，数学教师需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增强了教师对教学的理解，指导教师对数学教学实践进行自觉的思考，引领教师走向自身专业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楚廷.《教学，学教，问教，教问——教学四重奏》，课程教材教法，20xx.6

以人为本　教文育人——特级教师于漪谈语文教学改革语文论文_语文论文第五篇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育备受社会关注，改革呼声日渐高涨，语文教育如何改革?上海语文特级教师于漪以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亲身感受发表了深刻见解。

于漪认为，语文教育要以学生为本，着力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教语文千万不能只重视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的培养。语文教育要牢牢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要为培养“四有”新人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教文育人，为培养学生成长、成人、成才服务；二是要准确把握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功能。语文教育不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要教在今天，想到明天，以明日国家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德才标准指导今日之教学。当前，在语文教育中应克服“三多三少”，即知识看得多，学生的能力和整体素质考虑得少；分数看得多，实际才干重视得少；对学生眼前关注得多，对将来建设者的素质要求考虑得少。忽视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只在学科的某个局部、技能、技巧上下功夫，将会小得而大失。

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功能性质。不能只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片面夸大训练功能，在个别词句上下功夫，将文章肢解成一个一个零部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搞文字的排列组合，好端端的文章被碎尸万段。这样搞，闪光的思想不见了，启迪人的智慧不见了，感染人、凝聚人的情感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些鸡零狗碎的符号。只有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全面把握，才能满腔热情地将灵动的、丰富的母语教育教得丰富多彩。当然，必要的训练是要有的，但不是机械地训练。比如，朗读是一项很好的训练，既有训练功能，又有教育功能，一篇好文章可以读得荡气回肠，或慷慨激昂，或温情脉脉，使学生受到感染和教育。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读书明理，阅读这些佳作美文，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思想就会通过语言文字流入孩子的心田，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使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领悟做人的道理。

语文教育不能单打一，不能以偏概全。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思想道德品质，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这些都准确、充分地反映了语文学科的特点。语言文字渗透了民族个性，负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因此，在教学中应当使语文的工具作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人文精神水融，不能人为地割裂。教师要有目的、有意识、有感情地用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哺育后代，以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功。如果舍弃了人文精神，就是舍弃了语文的灵魂。

课堂究竟是谁的用武之地，于漪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诫同行，过去认为教师只要讲深讲透，学生自然就会了。实践证明，这是极大的误解。教不等于学，教过不等于学会，教师的滔滔不绝，占用了课堂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机械重复的训练充斥课堂，学生被动接受，主动性、创造性难以发挥。学生应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应启发、引导、点拨，为学生的学服务。教师一要研究教材，二要研究学生，做到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把学生思维的时间、空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因为语言文字当中蕴涵的感、语意感、语境感不是教师能够全部讲出来的。弘扬人文、熏陶感染，强调一个“润”字，在反复的朗读吟诵中，高尚的爱国情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同时，课堂结构要改变，改变教师讲、学生听，学生问、教师答的单向型直线交流。教师要把所有学生组织到课堂教学中来，教师的角色作用于每个学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思想、知识、情感、能力交流的网络，使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信息量大大增加，能力获得发展。

语文与生活同在，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局限在课本中，必然远离实践。教师要抓住两个板块不放松，一是课内引导学生自由阅读，自主表达，多读多写，千万不可越俎代庖，削弱学生的语文实践；二是抓住课外阵地不放松，课内教在点子上，课外延伸、拓展、深化，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课外写作、课外活动。读写是语文的双翅，读得少，读得不得法，无疑是对语文教学的釜底抽薪。一定要打开学生课外生活的大门，让学生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学好语文、用好语文。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二_行政论文第六篇

　消息是：尽管私有化对于校正公共部门的缺陷并非灵丹妙药，但私有部门的确给公共项目带来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的真正机会；私有化的坏消息是：压力可能导致私有部门能干得更好的事让公共部门干，由公共部门干更适合的事反而让私有部门去做。

组织思想的演变：女性的观点

到1990年，妇女在公共部门中的比例达到60%。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资偏低；二是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即高层管理阶层的妇女比例偏低。笔者曾经做过计算，按照二十世纪的发展趋势，要达到国会中男女数量平等需要400年。女权主义组织家安克尔(Joan Acker)在《性别组织理论》(1992)一书中认为，长期男性对组织的控制导致了组织理论的男性观点：1.男女分工产生了男女不同的工作类型；2.创立了男性组织标志和形象；3.男女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4.由于组织内男女分工和机会不均，不同性别应有不同行为和态度的观点逐渐成为心理和思维定势。对组织和管理的女性观点将会对公共行政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公共行政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斯蒂夫(Camilla Stivers)在《公共行政中的男女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1993)中说，“只要行政领域被看成与性别无关，妇女就将面对目前的霍布森(Hobson)选择，即或是接受男性行政标志，或是接受官僚体制中靠边站的地位”。

机构前景：官僚体制改革还是质量改善的继续？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管理见解对组织机构应当如何被管理、下属应当如何被指导、项目的消费者应当如何被对待等问题有重大影响。1992年，巴泽勒(Michael Barzelay)与阿摩亚尼(Babak Armajani)发表《突破官僚制：管理的新视野》。该书基于在明尼苏达州的革新实验，即通过强调顾客服务、给雇员授权、有选择性的竞争和减少行政规章制度而改变公共项目。两位作者认为，不应当是官僚型、规章制度约束、强调控制和没有灵活性，他们向韦伯型的传统组织结构和运作机理提出了挑战。

如果说巴泽勒与阿摩亚尼对传统管理的批评代表着对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质量管理运动则提供了内在改革的动力。最初的全方位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源于私有企业部门，但《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Public 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Review-PPMR)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也使我们认识到TQM对于公共部门机构业绩与质量改善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机构如何改善、引入、调整并保持连续的质量改进的理论性评论。PPMR杂志的资深主编霍哲(Marc Holzer)教授在生产力与质量管理(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1995)一文中评论了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启迪。很明显，九十年代的TQM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征是统计评估、顾客信息反馈、雇员参与质量改善、供应商合作。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多数经理的“管理常识”。不少人认为，质量管理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而且更适合服务部门。质量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础。

公共政策与的迅猛发展

首先，许多公共事务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带领下纷纷部分或全部转向公共政策，尽管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及南加州大学仍然高举公共行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形成理论、政策技术、政策执行、政策计划和政策评估等，重心开始转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内容（政策）。其次，一批新成立的杂志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如政策和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政策研究杂志(Policy Studies Journal)、政策研究评论(Policy Studies Review)以及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等。最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策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的研究领域，大有与公共行政学分庭抗礼之势。政策融入经济学、学、公共财政、系统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项目。

结束语：改革——永恒的主题

归纳起来，莱特(Paul C. Light)在《改革的浪潮：改善工作，1945-1995》(1997)一书中，总结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科学管理，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分工、清楚的命令链；2.向浪费宣战，重点是监督员、审计员、核对员、评审员；3.警惕的眼睛，倡导阳光、公开性、透明度；4.解放管理，呼吁让管理者去管理。

财政紧缩和业绩改善只是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公众对的信心在下降，这或许是家们不得不反复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总统上任3个月就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NPR)。当我们回眸二十世纪，就不难发现无论是1910,1937,1949,1972,1982，还是1993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美国联邦的机能失调、组织涣散、业绩平平——不能让公众满意。

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创立了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膨胀的需求催生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1887年，威尔逊提出了创立的行政学学科的构想。随后，古德诺于1900年谈到行政学与学的分离。再之后，泰勒开始了科学管理的研究。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布郎诺报告直接诱发了部门的膨胀和改革——1993年至2000年执政的仍旧在重塑。一次次改革，一次次不同的主题，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要改变、要改革的努力。

改革并非是美国的独有现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或东欧转轨国家，在二十世纪末都汹涌着改革的浪潮。无论是源于财政危机、管理危机或是信仰危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改革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必将是未来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感谢下列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及相关课程所给予笔者的指导和帮助：霍哲教授(Marc Holzer)、达布里克教授(Melvin Dubnick)、威克（女）教授(Marcia Whicker)、梅戈特（女）教授(Astrid Merget)、英格拉姆（女）教授(Patricia Ingraham)、布雷思莱德教授(Stuart Bretchneider)、斯特劳思曼教授(JeffreyStrausan)。

1　张梦中．美国联邦改革剖析．中国行政管理，1999,6.

2　Acker, Joan."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A. J. Mills and P.Tancred. Newbury Park:Sage, 1992.

3　Allison, G. T.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1.

4　Appleby, Paul. Big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45.

5　Argyris, Chris.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 New York:Harper, 1957.

6　Arrow, Kenneth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1.

7　Barnard, Chester "In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Relations to Formal Organizations"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 pp95-99.

8　Barnard CI.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9　Barzelay, Michael & Armajani, Babak. Breaking ThroughBureaucracy: New Vision for Managing in Government. 1992.

10　Behn, RD, ed. A symposium: Policy Analysis inGovernment: alteratives to "Muddling Through."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40: 603-626,1980.

11　Boyer MC.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The Myth ofAmerican City Plann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12　Brownell BA & Stickle W. Bosses and Reformers: UrbanPolitics in America, 1880-1920. Boston: Houghton—Mifflin,1973;

13　Brownlow L, Merriam, C. E. & Gulick L. Report of thePresident' 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1937. See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Administration 4[th] ed. pp90-94.

14　Buchanan, James M. & Tullock, Gordon. The Calculus ofConsent: Logical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 1962.

15　Caiden, Naomi. "Public Budgeting amid Uncertainty andInstability"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1981

16　Gallow AB, ed. The City Bosses in America: AnInterpretative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7　Chandler AD,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Childs RS. Civil Victories: The Story of an UnfinishedRevolution. NewYork: Harper, 1952.

19　Course, Ronald Harry.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

20　Cooper, Phillip J. Public Law and PublicAdminist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Prentice—Hall,1988.

21　Cooper, Phillip J. "Conflict of Constructive Tension: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Judges and Administrators"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45. Novem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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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imock, Marshall E.. Law and Dynamic Administrat

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_语言教育论文第七篇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 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二_论文第八篇